雌雄大盗 Bonnie and Clyde

电影鉴赏：

美国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一对银行抢劫犯邦妮和克莱德的故事，是拍摄一部好莱坞影片的上好材料。过去已有两位好莱坞导演以邦妮和克莱德为原型拍过影片：一是弗立茨·朗1937年的影片《你只活一次》；一是尼古拉斯·雷伊1949年的影片《他们在夜间生活》。可是亚瑟·佩恩却把这个故事拍成与传统的好莱坞影片迥然不同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导演亚瑟·佩恩既继承了好莱坞电影的传统，又受到战后欧洲艺术片，特别是新浪潮电影的影响。《邦妮和克莱德》同时具有惊险片、警匪片、传记片、喜剧片、恶剧片等特点。它不同于希区柯克式的悬念惊险片，又不同于詹姆斯·邦德的动作惊险片，它是一种具有社会评论性质的、发人深思的惊险片。风格上，它的情节淡化、分段结构、基调和节奏的转换等等，都使人想起欧洲的艺术影片。

1967年影片上映后，观众和评论界都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许多人由于影片表现的暴力而对它进行攻击。一时间这部表现非法分子的影片似乎本身成了非法的，引起很大争议。只是在它的制片人（也是男主角），好莱坞具有自由思想的电影家沃伦·比蒂作出不懈努力争取再度公映，以及它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同年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因为电影语言和式样上的创新而获得好评之后，美国国内才对它重新认识。影片离经叛道的思想受到年轻一代观众和影评人的重视，它成为一部票房上和评论上都很成功的影片。社会对《邦妮和克莱德》的态度的转变，使它变成电影界的一件大事。《时代》周刊以它的剧照作封面。英国的《女王》杂志甚至宣称：“1967年是《邦妮和克莱德》年。”《邦妮和克莱德》成了1960年代最有影响的影片之一。

《邦妮和克莱德》是一部以反对暴力为主题的暴力影片。过去，好莱坞影片在“海斯法典”的约束下，没有血腥暴力的镜头。196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的开放，美国电影以分级制取代了“海斯法典”，血腥暴力的镜头也纷纷在银幕上出现。《邦妮和克莱德》赤裸裸地、真实细致地拍摄开枪打死人的场面，开创了好莱坞电影对暴力的新的表现形式。亚瑟·佩恩认为，充分表现暴力正是为了反对暴力，暴力是社会造成的。影片里特别暴力的场面——两场伏击战——都不是巴罗一伙针对社会，而是社会针对他们的。河边围剿的一场戏里，勃朗绮双目流血嚎叫着，巴克在地上垂死痉挛，一群警察在围观，好像猎人得意地看他们射中的野兽在挣扎；全片最后一场戏里，邦妮和克莱德被莫斯的父亲出卖，落入圈套，从树丛里扫射的机关枪把他们打得全身是洞，像筛子一样。克莱德的死是用慢镜头拍摄的，表现出一种凄凉的味道。这种处理手法后来许多导演纷纷仿效。

亚瑟·佩恩一向以善于刻画遭到社会遗弃的人著称。他的影片往往以过去的年代为背景，却真正切中时弊。19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后生育高峰出世的孩子已成长为一代青年人。他们生活在物质丰富的环境，但经历着越南战争带来的信仰危机，对现实不满，反对传统的价值观。他们吸毒，性解放，向社会挑战。这种思想上的动荡正与经济大萧条时期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有着某种共同的地方。邦妮和克莱德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一心追求个人幸福，但精神空虚，无所寄托。克莱德这个强盗，与1930年代以来好莱坞警匪片中的剽悍、大胆、神出鬼没的匪徒形象不同，他既不剽悍，又不大胆，带点孩子气，瘸腿，还是性无能。但是他和邦妮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如一有机会就摆姿势拍照片，写关于自己的诗寄到报馆发表。他们需要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可是得不到。于是，暴力便成为一种显示个人存在的手段。影片暗中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与其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老死，不如痛痛快快地活，干干脆脆地死，留下一个漂亮的形象。暴力在《邦妮和克莱德》里既荒谬又深刻，既无目的又有针对性。当克莱德向被剥夺了房屋土地的农民宣告要去抢银行时，他并非深谋远虑的，只是带着任性孩子的随意性，而且还有点腼腆。可是一旦他作出承诺，便一心一意去干，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银行大盗”，因而不知不觉落入了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无法回头，注定只能过流窜的生活，直到灭亡。这种完全没有预谋的、轻率的犯罪活动，比精心策划的罪行更令人震惊。

《邦妮和克莱德》曾有过另一个译名《他俩没有明天》。这译名很形象地描绘出他们悲剧性的命运。不论邦妮和克莱德，还是勃朗绮和巴克，都渴望有一个家。但是，连这样起码的愿望，结果都不可能实现。暴力产生的根源在社会。但是以暴力反对社会，其结果只能是破坏了社会，也毁了向社会宣战的个人。

（李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