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李敖的这个小说,比较失望,好像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很多诗人获得诺贝尔奖，但评判主要看小说作品。难道李敖是为了诺贝尔文学家写小说的吗?现在这个年代诺贝尔文学家情结是愚蠢。我们知道，老李敖常在意这个奖。
2014年5月18日
【来源：上海青年报 记者 宋元 2000-02-18】
这就是李敖–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一直如雾里看花般的台湾文坛巨匠。近日，新华网驻台记者孙承斌在台湾完成了对这位传奇人物的独家专访。
问：您的作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大陆有人评论说您非常在意这个奖。
答：他们说不在意是假的。我们很坦白讲，就好比我在台湾，说你反对国民党害不害怕？说我不害怕是假的，我真的害怕。可是害怕我还要做，这就是我。
问：真实的。
答：是真实的。假如我说把诺贝尔奖当作破鞋来看，是错的，我珍惜这个。因为它累积了一百年，名气形成了，所以它不是一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十几个学究的东西，应该是世界性的东西。因为(是)世界性的东西，它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100年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就好象运动会一样，奥运，我占了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拿了那么多金牌，你美国举办两次了，你还跟我抢，你什么意思呵？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不服气。
还有一点，我记得清朝的龚定庵讲了两句话，“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好比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名誉博士给了毛泽东，我举个例子，“科”这个头衔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它)这个名气也跟着重了，因为他人重。“人以科传”，(人)以名气来传的时候，“人可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了。好比说，谈到高行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人还问：谁是高行健？我告诉你，我李敖得了(提名)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语言的原因，我们不是世界性的。美国人听了以后会问：李敖是谁？可海明威就不会，因为海明威在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了。所以如果你这个作家靠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为你单一头衔，“人可知”，你这个人不高嘛，格调不高嘛。
这就是我的答复。就是说，说我不重视它是错的，因为它名气形成了；说我为它而写作，错的。我这本书就骂它，骂诺贝尔奖：你们怎么给达赖喇嘛，你们给错人了。我的意思，我们觉得很不公道，就好象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中华民国”运动会呢？为什么要参加奥运呢？奥运就是我要跟你抢这个名气。所以，我觉得大陆朋友的这个看法，他们没有深一层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了得诺贝尔奖而拚死拚活，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笨！
你看这本书，就是去(前)年得诺贝尔奖的，写这个《铁皮鼓》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送给我的。他前后申请了26年。也是有名的作家，就因为他有原罪，他给纳粹做过军夫。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了。这个东西给不给人，主观的判断太强了。这一次高行健的原因，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很明显的。所以他们对我的批评，我觉得他们不只不了解我，而不了解诺贝尔奖的具体。
问：他们带着偏见来看。
答：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看法呢？就表示他们在那个地区里面所形成的这种认识不够的评论。
问：您说您不喜欢订计划。您下一步的创作有什么方向吗？
答：我从现在起，同时要写好几本小说。
问：以小说为主？
答：因为小说的语言是世界性的。我承认我在台湾这么多年来写这么多书，有一部分，虽然我举例，可这个例子都是台湾的例子。我觉得不好，它不是世界性的。小说这个东西可以越过地区(的界限)，所以我比较采取小说的方法。还有，我现在年纪大了，不太喜欢写那种历史性的、考据性的东西，因为它很烦人，靠资料。所以你看，英国那个哲学家罗素就是这样，它一开始写数学原理的，写完以后他又开始写杂文，一路写到底。他写那个《西方哲学史》，也比较行云流水的写法，不是那种学究式的写法。原因就是他觉得应该放开，很自然地来写东西。不需要那么样子地雕琢式地写东西。
问：您下一步主要准备多写几部小说？
答：嗯，希望如此。
李：李敖 记：记者宋元
记：李先生，上个月你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成为我国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该奖提名的作家，现在心情如何？
李：出了小小一点恶气！（笑）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台湾当局查禁我的书，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绝大的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了考验考验评委会，颁奖颁了100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记：你向来以愤世骂世著称，在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你有没有胆量骂骂诺贝尔奖？
李：我的心怀是救世的，但在方法上，却往往出自于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所以我当然敢骂诺贝尔奖！在历史上，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这倒还算了，最让我气不过的是评委会把和平奖颁发给罗斯福。在我眼里，罗斯福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历来不给中国人文学奖，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记：一旦真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你李先生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否会像当年法国的萨特一样，拒绝接受？
李：世人只知道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却不知道他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考虑萨特时，研究来研究去，有一段时间使萨特很难堪，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最终他是为了报复，才拒绝接受的。我的情况和萨特无法类比。
记：你看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也同时看中100万美元的奖项？除了卖文为生，你还有什么其它生财之道？
李：100万美元折合台币，大约有2亿5千万元，不多不少，也是一笔钱。但我申请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为了这笔钱。我的坐车很豪华，这表明我还有点钱，别人休想收买我。我也不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的；过去有过，后来发现写书赚的钱是比较少的。给人家排难解纷，我倒是赚了一点钱；在台湾有很多麻烦是黑道白道都解决不了的，这种案子我能够解决，我就赚这个钱。当然，我还是个精明的“个体户”，我办实业，当年我就曾经想卖牛肉面，但没有证，当局没有发营业执照。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记：以前，曾传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想竞选香港特首，结果没有成功，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李：金庸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他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
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我在“回忆录”里也提到，金庸跟我讲，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当面就戳穿他：佛教里讲究“舍离一切，而无染着”，你如何解释你的财产？
记：对台湾问题怎么看？
李：台湾肯定是要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准确称呼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
记：你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有没有新作？
李：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梁启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参加吃喝嫖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最近我在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写作，准备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大整理。
记：这次大整理有什么发现吗？
李：（笑）有。就一点而言，我发现，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
采访手记：约访李敖老顽童彬彬有礼
采访李敖先生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底开始，春节期间，记者重新阅读了其自传体近作《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从网上摘取了大量相关资料，并着手设计采访提纲。
年后，通过有关渠道，记者获得李敖先生寓所书房的电话号码。当时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台湾警备总部曾在他的书架上安装过窃听器，无形中就有了点“反特片”的味道。书房是李敖读书、写作、会客、思考问题的“重地”，除了外出参加活动，李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里。
第一次越洋电话打过去，是李敖朋友接的电话，答曰：李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排满。第二次是李敖自己接的，他正在会客，旁边人声嘈杂；他说，他马上要出门，嘱记者明日与他秘书约采访时间。他嗓音低沉、沙哑，听上去十分疲惫，语言谦逊、有礼，又急促，并不显得张狂。第三次电话即与其女秘书约了时间。
几次电话联系中，记者得知，李敖忙得焦头烂额，时间非常宝贵。当下，记者即调整采访提纲，进行了浓缩。2月1 7日下午3点整，记者与李敖先生通话，开始采访。记者宋元
《北京法源寺》是怎么写出来的
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底，快速完成了它。
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 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