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

电影鉴赏：

《假面》可称为英格玛·伯格曼的一部最难读懂、最令人困惑的作品，它曾引起评论界从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解释。

“假面”（persona）原是古罗马戏剧中演员们戴的面具，用以表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身份和性格，有如中国戏曲中的脸谱。在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下，这个词如今又加进一些不同的含义，意思是指当我们处身于其他人们中间时，社会强加于我们的角色所戴的面具。按照荣格的解释，人们如果完全放弃自己的假面，将导致一种无言的潜意识状态，一个人就会面对赤裸裸的自我。

荣格的定义清楚地阐明了这部影片的主题。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女人、女演员伊丽莎白·沃格勒的影片，她自愿卸掉她的“假面”，宁肯让自己失语和无所作为而从所有的社会角色和机遇中引退。这还是一部关于另一个女人、护士阿尔玛的影片，她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她的“假面”，但她又有一颗炽热的、忠于职守的心。“阿尔玛”（alma）在拉丁文中就有“心象”、“意象”的含义。荣格认为，“假面”属于理智的范畴，“阿尔玛”则完全是情感的，当一个人处于“假面”和“阿尔玛”的相互冲突中时，人迫切地要求解放自己。伯格曼给碧比·安德森扮演的角色命名为阿尔玛，是对荣格在这一领域中所作的研究的一种承认。

伯格曼的影片多以女性为叙事载体和解剖对象，这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伯格曼自小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里，接受的是父亲严格的家长制教育和天主教教育，在他的个性成长中，父亲对他的严厉管教，使他的内在性格中对父亲乃至父系有一种强烈的疏远、抵制、对抗甚至憎恨的成分。相反，他对母亲以及母系就有一种本能的、天然的亲近感、依赖感。在他的潜意识中，女性—母亲是他的崇拜偶像，女性—母亲是高尚、纯洁的化身，在伯格曼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明显印记。但是，伯格曼也在有形和无形中受到父亲专制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因此在他通过电影手段与社会和人对话的时候，专制或家长制的作风也在有意或无意中渗透到他的作品中来。

在《假面》之前，伯格曼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拍片了，那时他已做了瑞典皇家剧院的院长。他写了一个名叫《食人者》的剧本，女主角预定是碧比·安德森，准备拍成四个小时的影片。可是在1966年1月，他得了肺炎，在医院里一直住了四个月。由于注射盘尼西林而引起暂时失聪和头晕，那期间他不能看书也不能看电视，只要一转头立刻就天旋地转，感觉失去平衡。一天碧比·安德森陪着来斯德哥尔摩学习访问的挪威女演员丽芙·乌尔曼去医院看望他，伯格曼见到丽芙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为她在《食人者》里写一段戏。碧比和丽芙很快成了朋友，伯格曼看了她们俩的一张合影，他惊奇地发现她们俩人像极了。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可以用特别的方式看到她们相互之间的彼此。这个想法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决定写一部关于相互间失去本体个性的两个人的影片，这就是《假面》。

伯格曼始终认为，人是不能脱离社会的，艺术是不能脱离社会的，艺术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就是其社会功能。艺术家如果不去或不能反映社会问题，不去反映人与社会的联系，那么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到1960年代，电视在西方已经相当普及了。电视的新闻属性让电影和戏剧望尘莫及，电视的发展威胁着电影、戏剧的发展。伯格曼越来越认识到戏剧、电影及电视剧对于传达剧本的局限性，在他看来，艺术过去一直是刺激或激励政治的一种手段，艺术通过其表现形式去暗示某种政治行为。当时他觉得艺术几乎失去了这种功能，艺术家几乎不能再充当社会的透视者了，他们不能想象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假面》里，伯格曼让卓有成就的戏剧演员伊丽莎白·沃格勒在舞台上突然失语，就隐含着作者内心的忧虑。在《假面》形成之前，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已经升级。成群飞机无休止的狂轰滥炸，大量无辜百姓的伤亡，安定生活的破坏，给伯格曼这位敏感的艺术家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他把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同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同看待。世界形势的不稳定，特别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使他被一种受压迫和恐惧的感觉包围着。伊丽莎白在病房里看到关于越南战争的电视新闻报道，以及越南佛教僧侣点火自焚以抗议美国战争暴行时所表现出的紧张和恐惧，正是当时伯格曼个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伯格曼认为人在社会和家庭中总是扮演着角色，有时一个人同时扮演几个角色，人在扮演角色的时候很难呈现真实的、完整的自我，往往是以另一副面孔出现，犹如戴上面具一样。在他看来，社会就是大舞台，人在社会中生活就像是在演戏，而舞台的戏剧又是在演绎着社会和人生，在伯格曼的眼睛里，生活和演戏是没有绝对界线的。1960年代是西方社会大变革时期，经济、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冲淡了人的文化价值，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在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同时，也冲击着人的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种思潮在西方各国电影中都有表现，如戈达尔和安东尼奥尼的作品中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处在时代潮流中的伯格曼也必然通过电影与社会对话，但他的作品既不同于戈达尔又有别于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就是伯格曼，他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包括他自己。伯格曼一向尊重女性，在他成长和接受教育的资产阶级家庭环境里，性与金钱是人们谈话的禁忌。但在《假面》里，伯格曼把他的两个主人公设计成两位女性，一位是事业有成、逃避母亲责任、不堪社会责任、从社会角色中引退为自我封闭的女演员。另一位是对社会、对自己缺乏认识，对职业和生活充满热情，对谈论性颇有兴趣、性格单纯的女护士。从伊丽莎白·沃格勒和阿尔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伯格曼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以及他苦于找不到与社会的沟通途径而显露的无奈和焦躁的情绪。

从伯格曼的影片中可以感觉到他对人自身力量的认识。《假面》让我们看到人自身的力量是相当大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人的生理结构就像是一座座工厂，每家工厂都有自己的运行机制，这就是每个人独有的思维、行为方式，情感与个性。在伯格曼看来，情感不仅有其美好的一面，也有其丑恶的一面。在《假面》里，作者把伊丽莎白写成一个自私、冷酷、没有母爱的母亲，她不再是女演员，而是一个普通的“我”。外部世界强加给她的角色、义务，她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受到诸如战争等暴力行为的冲击后又对她施加的压力和影响，使她失去了继续戴面具的力量，面对外部的暴力，她是软弱无力的，是以受害者形象出现的。当她卸掉面具后，自身的工厂又运作出一种力量来，那是来自她身体内部本能的力量，她以退避的方式转移为沉默的、然而颇具战斗力的防御一方。阿尔玛以白衣天使的形象出现在伊丽莎白面前，她是来帮助她的病人、一个弱者的。阿尔玛在见到伊丽莎白的瞬间就感觉到她身上的力量，那是一种带邪劲的诱惑力，那股力量牵着她去亲近、靠拢伊丽莎白。可是随着阿尔玛对患有心理障碍的伊丽莎白的接触和了解，她这个原本乐观、敬业的正常人反而没有了自信，动摇了信仰，失去了自我保护能力。这个帮助弱者的强者成了弱者，现在该轮到阿尔玛调动自身力量奋起反抗了，阿尔玛不仅要对付来自外界的——伊丽莎白的力量，还要战胜她本身的面具而面对真实的自我。

现实具有渗透力，它作用于每一个人。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也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阿尔玛在解剖伊丽莎白的同时，也在一层一层地剥去自己的假面，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伯格曼用了一组颇为奇特的镜头来表现伊丽莎白同阿尔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阿尔玛交替地读出伊丽莎白的内心与她自己的内心时，画面上交替地出现伊丽莎白的面孔和阿尔玛的面孔，最后是一张一半是伊丽莎白、一半是阿尔玛的怪异的面孔。也许在伯格曼看来，这张既难看又可怕，又毫无生气的脸才是人的真面目。在完成了这种交替后，她们俩又回到各自的角色中去了，伊丽莎白还要去做母亲，阿尔玛可能还会继续当她的护士。但重返角色的她们，是否还是原来的她和她呢？

伯格曼的影片中总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猜不透，甚或莫名其妙的镜头。比如《假面》的片头部分，字幕是伴随刺耳的噪音出现的，然后是弥漫影片的主调：屈辱和死亡。观众看到一只手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只羊羔被宰杀，阒无人迹的草地，台阶上一堆沙状的东西。接着这一切又幻化成一张太平间似的照片，死寂中，观众听到的是无情的滴水声。伯格曼十分重视镜子的作用，他认为银幕就是一面镜子，既能反映任何一种影像，又可以让观众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阿尔玛感到屈辱和痛苦时，几次都是通过镜子让观众看到经过反射的她的形象，这正是伯格曼的用心。《假面》并不是一部以真人真事或真实为基础的作品，影片里现实和幻想没有明确的界线。比如，观众看到伊丽莎白走进阿尔玛的卧室，当阿尔玛问起伊丽莎白时，后者却矢口否认。还有沃格勒先生突然出现在她们卧室里的镜头，伊丽莎白借阿尔玛之口与她丈夫对话的一大段戏。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处理方式有时让观众很费解，究竟伊丽莎白进没进过阿尔玛的房间，究竟沃格勒先生是否来过她们的疗养院，抑或这是阿尔玛的想象、梦境？在伯格曼看来没有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必要，电影根本就是现实与想象、形式与功能都很独特的、诱人的混合物。他的影片旨在建构一种潜意识的过程，有时是通过超自然的手段导致人们去获得更为深刻的自我认识。

对于《假面》，不同的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假面》中，我们看到了在布满荆棘的探究人生的路途上，伯格曼这位敏感的艺术家那颗真诚、执著、困惑又不失智慧的心灵。

（纪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