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谁来吃晚餐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电影鉴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在美国蓬勃兴起，从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取消全国各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后，黑人与奉行种族歧视观点的白人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1963年，在庆祝黑人解放100周年之际，数十万黑人和反种族歧视的白人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盛大的集会。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在集会上发表了那篇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随着马丁·路德·金的被刺，在全美爆发了更大的黑人运动风潮；美国国会被迫三次修改民权法案。在政治、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里，这一风潮也得到了迅速和热烈的反应。全美反暴力协调委员会领袖卡迈克尔提出了争取“黑人政权”的政治主张，文化领域内则出现了强劲的“黑人艺术运动”。甚至在语言领域里，black（黑人）也开始取代negro（黑鬼）这个侮辱性的字眼。“黑的就是美的”成为当时一句颇为时髦的口号。面对这场席卷全美的黑人运动，一向保守而又善于赶时尚的好莱坞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它已开始追赶时代价值观念的变幻，以适应社会心理和观众的需要。1950年代以来，美国影坛上逐渐改变了长期把黑人描绘为野蛮、粗鲁的下等人，并只能以佣人、司机、保姆等次要角色出现的制片方针，而开始更多地让黑人担任主角，并出现了不少从正面进行描写的黑人形象。在一些较为优秀的影片中，黑人主人公甚至在人格上高于片中的白人。如《挣脱锁链》（1958）＞《年轻人》（1960），《一个土豆，两个土豆》（1964）以及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炎热的夜晚》（1967）等。本片即是这一背景下创作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因敢于向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挑战而创造了当年票房的惊人纪录。

影片设置了一个极富吸引力、甚至是“爆炸性”的戏剧情境：出身低微、又曾结过婚的黑人医生约翰与一位家境优越的白人姑娘相爱，而双方的父母却不得不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从接受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到做出自己的决定这一艰难的进程。正如普伦斯蒂太太所说：“这不是一个谈论幸福的夜晚……这是一个难过的夜晚。”这一在剧中只有几个小时的历程，对于片中几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来说的确是极其艰辛的：他们所要跨越的不仅是一整部充满种族歧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而且是一种依然使无数人望而生畏的现实——老普伦斯蒂这样警告他的儿子：“在很多州里这样做是要坐牢的；即使法律改变了，也改变不了人们对这事的看法。”马特则告诉这对年轻的恋人：“在这个国家里会有一亿人由于你们的结合而感到震惊、愤怒和沮丧。”

然而，影片的尖锐和深刻性还不仅于此。它不但通过乔伊和约翰的大胆相爱所引起的家庭风波触及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尖锐的种族冲突，而且将这一冲突的爆发点设置在一个坚定的反种族主义者、一家以激进的自由主义观点相标榜的报社经理身上。影片对马特的描写无疑具有一种讽刺意味。这位从小就向女儿灌输种族平等观念的老自由主义者不仅要跨越历史和现实的障碍，而且要跨越一个更大的障碍——其自身的障碍。他不得不去兑现自己30余年的誓言，不得不面对潜藏于自身深处的种族意识。这位自由主义的“老革命”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遇到了真正的“新问题”。乔伊带回来的意中人使他感到尴尬、愤怒而又手足无措。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查证约翰的身份，希冀以此发现这个黑人不过是一个无耻的骗子，从而使自己摆脱危机。但显而易见，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意识深处的种族偏见。当他明白了约翰的确是一个善良的青年后，他感到的不是宽慰而是沮丧，而对这位黑人医生更具说服力的历史也早已失去了查证的兴趣。于是，在“初战败北”的短暂的疲惫之后，他开始变得恼羞成怒，不顾女儿的决心、妻子的暗示和老友的劝告，一心试图阻止这桩令他愤怒的婚姻……影片没有把美国社会中尖锐的种族冲突简单地描绘为一个顽固和反动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与黑人之间的尖锐对立，而是通过一个“反种族歧视的斗士”自身言与行之间的差距更深刻地揭示出种族观念在美国社会中的根深蒂固和一种更为顽固和“潜在的种族主义”，它使影片比之对种族主义的直接批判有着一种更富思想性的反思精神。这一视点不仅表现在马特这个白人形象身上，也见之于与之“相映成趣”的另一位父亲——老普伦斯蒂的塑造之中。他同样也陷于那种潜在的“种族主义”之中不能自拔，在种族差异之间胆怯自卑，裹足不前，因而对儿子的选择持坚定的否定态度。至于片中那位女仆因自己的同胞的成就而将其斥为和自己一样“拼命向上爬的黑人”的态度则更加耐人寻味。应该说，影片对美国社会中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痼疾的揭示是相当深刻和尖锐的。事实上，尽管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种族歧视风潮的影响，好莱坞银幕上描写黑人的影片开始增多，黑人角色也开始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并以医生、警察、侦探等正面形象出现，然而就其大部分而言，这一变化的主旨不过是好莱坞的一种新的票房策略。它使那些深受种族歧视之害的观众从黑人警探痛打白人歹徒的情景中得到一种宣泄式的满足。而这一宣泄显然并无力改变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观念。到1970年代，黑人从孔武有力的侦探又进一步演变成为纯粹的性的象征。而到了1980年代，人们又终于在《洛奇》中看到了以白人拳手把黑人拳王痛击在地的情景。

与两位父亲相比，影片对两个年轻人的描绘则预示了新一代对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和决心。它也使影片在对现实的揭示中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在影片最后，当我们看到马特（或者不如说是编导）“巧妙”地避开了种族问题，而以“爱心”的觉醒使冲突得到圆满的解决时，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典型的好莱坞的“白日梦”中，虽然这一“白日梦”里的确包含了不可抗拒的真诚。我们也不得不对美国导演在处理社会问题剧时所表现出来的深刻与圆滑的精妙结合而感到钦佩。实际上，本片导演斯坦利不仅是一位富于思想性的导演，也是一名善于处理戏剧冲突的电影制作者。影片基本上是一部室内戏，场景十分有限，主要靠人物的对话推动展开。而斯坦利在影片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中，借助原作的基础和其出色的镜头与场面调度使情节在多层次的线索中有条不紊而又十分紧凑地向前发展，并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和悬念感。同时他也适时增加了约翰与乔伊从机场归来以及德莱顿夫妇外出散心等一些外景，使影片更富于生活气息。

本片导演斯坦利·克莱默是美国一位颇有名望的导演和制片人。他30年代进入电影界，先后做过编剧、剪辑乃至道具部的清扫工，后担任了助理制片工作。战后他深感在大公司难以发展，遂创立了自己的独立制片公司，并以1949年推出的《夺标之后》引起人们的注目。后由于小公司势单力薄，斯坦利又将其公司挂靠于哥伦比亚公司之下，但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制片权，推出《正午》（1952）等名片。从1955年起，斯坦利开始了其导演生涯，并以注重影片的思想性和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的关注而为影坛瞩目。斯坦利的影片多为低成本的小制作，没有豪华的场面和绚丽的包装，而以注重剧作的社会意识取胜，因此被视为美国的“现实派”导演。从1950年代他就开始触及敏感的黑人问题，拍出名作《挣脱锁链》（1958）。其后他又把视点转向了具有国际政治性的主题，拍摄了表现原子战争对人类精神造成严重灾难的《在海滩上》（1959）及揭露纳粹罪行的《纽伦堡审判》（1961）。1961年他因“持续的高质量的创作”而获得奥斯卡特别奖“欧文·泰尔伯格奖”。

影片中演员的选择也显示了斯坦利的“精品”意识。德莱顿夫妇的扮演者斯宾塞·屈塞和凯瑟琳·赫本都是好莱坞演员中的佼佼者，并曾多年默契合作。在本片中出色的表演使他们双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凯瑟琳并获得了她的第二座奥斯卡金像。而斯宾塞在影片即将完成之际不幸因病去世，使本片成为两人最后一次联袂演出。片中黑人医生的扮演者西德尼·波埃特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的头号黑人影星，1950年代开始从影，他戏路宽，能适应各类不同的角色，以在多部影片中扮演医生、侦探等正面黑人形象而引人注目。他曾主演《挣脱锁链》和《炎热的夜晚》，后因在《原野游龙》（1963）中的出色表现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从而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黑人演员。他的成功为1970年代大批黑人影星走上银幕起了重要作用，他本人则从1970年代起转向了导演工作。

（李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