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鉴赏：
影片《乡村教士日记》在电影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方式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法国作家贝尔纳诺斯（1888～1948）的日记体同名原著，以冷峻的笔调描写了宗教精神与道德沉沦的抗衡，塑造了近乎耶稣基督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殉道者形象，表现了忠于神职的乡村教士日月如斯的磨难和忧虑，揭示了内心的搏斗、对人生使命的怀疑和爱的本能。这是一部探索灵魂、表现人的心灵的宗教小说，颂扬人类的精神价值是这部作品的基调。
“影坛怪杰”布莱松独辟蹊径，在银幕上“如实”复现了这部“一流的心灵戏剧”。
文学作品化为银幕形象的通常方式是从原著中猎取情节、人物和鲜明的外部动作素材，构成一部“视觉化”的、在戏剧性上获得新平衡的影片。但是，布莱松的观念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的现实就是这部作品本身，文学作品的描述无法离开文字。”他决心把握主干，忠实于原著。因此，他声称自己的别具一格的改编策略是：仅作删减，绝无增添；尊重原著文字，突出文学性。这是与“自由型”改编迥然相异的“忠实型”改编。正如法国影评家安德烈·巴赞所言，“这不是带着深深的敬意自由地汲取素材，以便拍摄一部与原著并峙的影片；而是依据原小说，通过电影形式，构造一部次生的作品。这不是一部与小说‘媲美’或‘相衬’的影片；而是一个新的美学实体，仿佛是由电影扩充的小说”。
为了实现既定的叙述策略，布莱松充分运用画外音作为复述小说原文的主要手段。影片中的画外音，不是对事件的解说或内心独白，而是原文的复述；不是主人公对往事的追忆，而是以中性语调读出的日记片段。从而保留了小说中的原话，犹如来自采石场的完整的大理石。为了忠实原著，布莱松没有把教士通过回忆记述下来的谈话改写为对白以适应表演的需要，而且竭力抹杀小说原文中恰好具有的真正对话节奏与平衡，使其埋没在刻意追求的四平八稳的念白中，从而营造出几分超验感。对于文学性的刻意追求则特别体现在编导的选材倾向中：布莱松原可舍去文学化的描述文字而选取原著中俯拾皆是的生动、质感、具体、鲜明的视觉性素材，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有意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影片与小说相比，影片更具‘文学味’，小说却充满了具体形象”。（巴赞语）
透过影片貌似忠实原著的改编策略，可以洞见布莱松的深层次思考和真实意图：伟大的心灵戏剧不是通过外部动作而是通过灵魂活动表现出来的，灵魂的交流才是影片之核。因此，影片把内心生活的运动视为唯一真实和唯一可感的运动。假如采取传统的改编方式，影片或许仅仅能够反映乡村教士尴尬处境、平淡无奇的例行公事和疾病缠身的痛苦，虚构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或成为社会学的透视；而借助和突出小说原著的语句，却可以聆听灵魂深处的声音，并且通过贯穿始终的画外音保持艺术效果的统一感。
然而，“布莱松对原作的忠实毕竟只是自由处理的借托，锁链无非是自由的装饰”（巴赞语）。布莱松声称尊重原著文学，因为这对他来说比无故删改更有利，因为对原文的尊重不仅是一种惬意的约束，而且是创树一种风格的辩证因素。布莱松恰恰是通过拘守原文的做法和调动若干电影元素的尝试使影片获取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影片不要求演员去表演一段台词，甚至无需演员去体验它，而仅仅要求照本宣科。这种处理不仅悖背演员的戏剧表演特点，而且与各种心理表达相抵触。譬如，尚达尔在忏悔室中的镜头仅仅利用光影的闪烁呈现出女主人公朦胧的面容，不见通常的表演，面部表情升华为符号，观众看到的不是演员面部对情境的瞬间反应，而是存在常态，是内心冲突造成的痛苦的凝聚形式。
布莱松在压缩心理表现和戏剧性的同时，辩证地处理了两类纯态的真实：其一，无人为处理痕迹的自然环境中的演员的脸和日常生活的真实；其二，原著文句的真实。显然，原著文句的二次元真实与摄影机直接捕捉到的真实物像不可能彼此扣合、互为延伸、汇为一体；这两种现实的并置反而突出了它们的本质的相异性。两者构成平等关系，各有各的手段、素材和风格。正是通过不同元素的这种分离，布莱松剔除了非本质因素，借助本体论的非一致性突出两者唯一共同的尺度——灵魂。
出于艺术的需要，移动镜头在影片中全付阙如。布莱松摒弃这种使观众接近被摄对象、与人物认同、成为事件积极参与者的电影元素，以便使观众不被廉价的伤感所惑而能够冷静思索。
布莱松突破了影像与声音永远不应重复叠用的成规。音画分立，或曰音画平行，是布莱松的抽象化与真实性的辩证法的引伸。他认为，借助音画的平行，可以最终令人感受到心灵的真实。这部影片最动人的时刻恰恰是语言与画面描述同一件事的段落。在影片中，“声音的表述不是用来填充由影像表现的事件，它是对事件的渲染和扩展，犹如提琴的共鸣箱强化琴弦发出的颤音”。（巴赞语）如果仅从影像的可见内容里寻找动人心魄的美的原则，大概是徒劳的。这部影片的审美独特性在于从影像出发，与声音对应，影像与文句的关系逐渐发展，直到文字最终比影像的作用更突出。影片结尾，影像从银幕上消失，白色银幕上出现了黑色的十字架——留在银幕上的唯一可见的语言符号。安德烈·巴赞为此兴奋地欢呼：“我们通过这一无可辩驳的美学实例体验到了一种绝妙的纯电影的杰作……在这里，空荡的、没有画面的、完全让位于文学的银幕标志着电影现实主义的胜利……随着‘乡村教士日记’的问世，电影改编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莱皮埃说，这是“电影与文学从思想到形式平等地表现出独特艺术性的第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对电影改编艺术毕竟有新的发现，但是，深奥的结构、冷峻的格调、非激情化的表演和连篇累牍的画外音很难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而为了保留原著文字的真髓而宁可舍弃视觉化形象的策略也未必能够实现作者的美学初衷。譬如，病入膏肓的教士在失去知觉前看到圣婴的幻觉，仅由画外音交代，影像仅仅展现了他踉踉跄跄往前走的外部形态，这种处理实在难以表现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活动，因此，也难以触及他的灵魂。也许，布莱松在执著追求文学性的时候，忽略了电影的多媒体性：既有影像，又有话语，还有音乐。布莱松——一个孤独的探索者！
（崔君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