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光 City Lights

电影鉴赏：

《城市之光》几乎是一部令观众从头笑到尾的影片，但在发笑的同时总感到阵阵酸楚，最后笑声停歇，在灯光复明时竟已泪痕斑斑。

影片的主旨是表现两种感情的对立。流浪汉对盲女的感情是真挚的、纯洁的，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目的。为了解救她的经济困境和生理疾苦，查理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他不想打破盲女对他的幻想，为的是使她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帮助。这里没有丝毫欺骗或虚荣的成分，因为他十分清楚，一旦盲女重见光明，真相必将败露。与此相对照的是富翁对流浪汉的感情。富翁把流浪汉引为知己，对他慷慨解囊，那只是由于酒醉而丧失理智，暂时忘掉了阶级界线，一旦清醒过来，便绝无感情可言。尽管查理对富翁有救命之恩，也不能抵消后者对穷汉的鄙视。影片的笑料基本上集中在没有盲女在场的场面里，当流浪汉与卖花女默默相对时，影片的调子便变成无限惆怅和伤情了。

围绕《城市之光》的摄制过程，广泛流传着一些有趣的轶闻。这些有根有据的真实故事充分反映了卓别林作为一位严肃的艺术家的执著追求，同时也足以说明卓别林的这部第74号作品的成功奥秘。

卓别林于1928年年初开始构思《城市之光》的剧本。同年秋，剧本写成了，但正当拍摄工作即将开始时，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王》问世了。全美国立即被这新发明所深深吸引。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卓别林陷入了为难的境地：在艺术上他是坚决反对有声对白的。而如果坚持拍摄无声片，他在经济上很可能会陷入危境。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他作出了惊人的决定：仍把《城市之光》拍成无声片。他对米高梅影片公司的老板高德温说：“我把我的全部财产投入了《城市之光》。如果影片失败，我相信那将会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惨重的打击。”影片开拍后不久，美国股票市场在经济大萧条中崩溃，使卓别林的财政处境更加危殆。但是他仍然不改初衷，并于1929年5月向《影片杂志》记者格莱迪斯·哈尔发表谈话说：“你们可以说，我憎恶对白片。它在损坏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哑剧的艺术。它在摧毁静默的伟大的美。它在破坏银幕的魅力——那种创造了明星、影迷，使电影享有巨大群众支持的美的魅力。在影片里，最重要的是东西是美，舍此别无其他。在《城市之光》里我无意采用有声的对白。我永远不会利用对白片，对我来说，利用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不相信我的声音会丰富我的任何一部喜剧片。相反地，我的声音将会破坏我希望制造的幻象：那就是使人觉得我的人物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幽默的思想，一个喜剧性的抽象物。”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给影片配上音乐的做法，因为“有声片的方法可以使音乐和表演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说，“我要亲自替《城市之光》特别谱写一套乐曲。早在拍摄过程中，我就标上每场戏的配乐，录好乐队的演奏。每一类表情也都将配上一个合适的音乐主题……在我的影片中，音乐和主旋律将变成动作的主要基础，和戏剧性表演本身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卓别林的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无疑是相当武断和缺乏远见的，然而在当时他对对白片的激烈不满是完全有道理的。当声音突然到来时，制片商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念头就是利用这个新鲜玩意儿来赚钱，所以对白片的原则便是话讲得越多越好，从而使无声电影在上世纪一二十年内积聚起来的形象表达的经验和成果有毁于一旦的危险。当时站出来反对有声片的绝非卓别林一人，而公开赞许有声片的“无声艺术”大师则绝无其人。既公开声明反对，又甘冒巨大风险实践理论，并且取得丰硕成果，卓别林实为世界电影史上唯一首例。由此而言，尽管卓别林不久之后便不得不改弦易辙，他的顽固坚持倒是弥足珍贵的。

既然《城市之光》的拍摄负有在有声片狂潮面前显示无声片艺术的优越这一美学使命，卓别林不能不加倍用心。他对演员的要求已不仅是严格，而是近乎苛刻了。他不惜报废几万米胶片、多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完全重拍由于改换演员而无法使用的许多场面。几个主要场面都改变了50次左右，复拍的次数更难以计算。结果这部影片竟耗费了25万米胶片，在完成拷贝中的采用率仅为0.95%。

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卓别林拍摄查理和卖花女首次相逢的场面的曲折过程。捷克记者伊贡·欧文·基许当时正在采访卓别林，他记下了全部经过。

基许说，卓别林为他放映了刚拍完的这个场面，它的大致内容是一对富有的男女在路角上从卖花女手里买了一朵花，正在这个当口，查理闲逛到卖花女身边。一辆汽车开到了，一位绅士下了车，查理用一贯的姿势向他敬了个礼。卖花女给了查理一朵花，他发现她是个盲人，便轻步走开，又回来买了一朵花。卖花女想把花插在他的衣襟上，她摸到了他已别在衣襟上的那朵花……

卓别林要求基许告诉他这个场面的意义。基许说，卖花女发现查理一再来买花，便对他发生了爱情。卓别林不禁大失所望。他说他的本意是要让观众看懂卖花女爱慕的是坐汽车来的男子，而查理只是在一次误会中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由于这场戏关系到全片的基本矛盾，而一位来访的外国人却不能理解它，那就必须彻底重拍。

基许说，卓别林费了八天工夫来重拍这一场。但每试一次戏，他总是先乐观后失望。卓别林想出了20种拍法，并一一试拍，但都失败了。卓别林连续在好几天、好几个星期里不屈不挠地重复拍摄着这场戏，努力寻求新的解决方法。他可能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拍成这场能为观众所完全理解的戏。他在最后决定的拷贝中是用这样一个妙法来解决的：查理无法穿过街上的人群，他一下子钻进一辆豪华的汽车，接着又从另一扇门里钻出来，在盲女郎的面前，砰然关上了门……

《城市之光》虽然排斥有声的对白，卓别林却已开始尝试在片中利用音响来制造效果。在影片的开场场面里，当市民们为一组塑像举行揭幕典礼时，一位男主持人上台来发表讲话。他神情激昂，手舞足蹈，嘴里发出一连串模糊不清的“呜呜”声，活像一条大狗在对着人群狂吠。接着，上台的女主持人则发出一阵阵尖利的滚舌音，同鸟叫声全然无异。这不仅是对有身份的上流市民的公然冒犯，同时也是对聒噪不休的对白片的含蓄讽刺。当大批警察上前逮捕吊在剑尖上的流浪汉时，国歌突然奏起，众警察不得不垂手肃立，眼巴巴地望着在庄严的仪式上手脚乱舞的流浪汉。正因为观众这时能听到国歌的曲调，他们才能理解众警察突然立正的原因，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喜剧性效果。在音乐会上误吞哨子的著名场面显然也不是无声片可以胜任的。查理每打一个嗝，观众就听到一声清亮的哨音，嗝愈打愈厉害，哨音连成一串，音乐会无法进行下去，还招来了出租汽车和一大一小两条狗。这里的喜剧效果来自有声的哨音。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在影片中找到不少。卓别林实际上还是第一位艺术地利用音响的大师呢。

卓别林的哑剧艺术给《城市之光》带来了一个辉煌的结尾：从查理在花店外瞥见眼睛已经复明的卖花女开始，卓别林的整个形体便进入了表演状态。他为卖花女的幸福感到欣喜，同时又不免自惭形秽。他深信卖花女不可能认出他，同时又暗暗希望她能认出他。他生怕真相暴露，但又唯恐失去她的爱情。在这短短几十秒里，卓别林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变化倏忽微妙，达到了哑剧艺术的极致。诚如雷纳·克莱尔在20年后重看这个场面时所说的，“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这场戏不是由卓别林表演的话，将会是什么样子，而如果由我们的当代‘专家’来‘配上对白’的话，后果更将不堪设想了”。

《城市之光》于1931年2月在美国上映，不久后在欧洲各国也陆续上映。影片大获成功，盈利竟多达成本的三倍有余。在千百万观众迷醉于有声电影的日子里，一部无声片竟能一再高踞卖座纪录的榜首，不能不说是世界电影史上少有的奇迹。卓别林的噩梦终于过去了。1950年代初，影片在美国和欧洲重映，仍然盛况不衰。

（邵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