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妙想天开》的一些脑洞

从中央服务社的“我们工作，你们享受”口号到影片隐约又曲折的表现出的群众对信息接收和输出的权力自觉给予。我疑惑为什么大众愿意交付杂乱的信息以支配自我的权力？这让我想到“拜物教”的概念。拜物教表达的，不是对实体的激情，而是对代码的激情。它通过控制物和主体，使它们屈从于自己，让它们听任抽象的操作。也就是说，主体被困在信息的虚假的、差异性的、编码化的、系统化的陷阱中。同样，许多意识形态成为人物直达所需的认知疏离状态，因为所需非所求的直接抵达，而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容器下的选择，这一选择在意识形态中达成，意识形态也得到选择性的表达。这或许也表现出意识形态为人们的视野提供视野，但同时也提供的是一个截面的视野。就像齐泽克认为的“它是那无形的秩序，支撑着你表面的自由。”。

因此，影片中“事出必有因”是被重重反驳的，因果的可能性不断被打翻，带来各种荒诞的上演。鲍德里亚认为：“拜物教并非是将某种物或价值神圣化，它是对体系本身的神圣化，对商品体系的神圣化：因此，它是与交换价值的普遍化过程同时出现的，并借助于这一过程而得以盛行。这种体系越是被体系化，拜物教被激发出的迷恋就越是强烈。”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符号得到临界之上的地位。人的存在在符号中被证实，（人的信用值等，消除符号信息表示人在社会系统中无法定位，也无需定位）信息与确认感的交换过程代表了进入体系的归属感，对于信息的迷恋催化了信息符号的神圣化意味。猜测，是否国家软性意识形态机器的性质也通过这样一种过程中使群众在无意识中被取消了选择的主动权。这也与取名的机制相似。文学作品中如作家东西的《慢慢成长》，主人公马雄的改名和最后自我确认的历程突然在这里也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解释。名字作为一种个人在社会的坐标确立形式之一，作为他人召唤的承接体，无形中成为自我之于他人的象征符号，与自我的标签式建立贴合无间。当自我植入现实中寻求衡量与定位时，意义指向的偏离和对其的修正，信息与确认感对接的断裂，不断形成了某种期待视野的落空，为自我象征符号的身份意味而做出努力的权衡，对接和磨合，于是改名成了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现象。再如李洱的《应物兄》中，所有的命名方式都使得符号原本的能指与所指的固定关系滑稽的被交换呈现出的反讽效果。

这部电影开头便已点明为“二十世纪某时某处”，这显然是一种以未来为现在赋形，架构一个平行世界来反观现实世界。而结合整部作品达到的意旨效果，这更像是一种对预设的负面效应大胆推演以达到前瞻性的思辨意义。观者在其中收获的不适应和这种不适应引出的荒诞和无奈正是影片艺术所预期的情感回应。这同样也是许多艺术作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先锋小说，鲁迅笔下祥林嫂关于“灵魂”的问题也同样是这样一种效果。与作品的世界有意识距离感的大众能够真切的体验到，沉浸到这种虚构的潜在反作用当中，从而反思当下的现实关系。这些带有强烈批判性的艺术除了要揭示意识形态的支配机制及其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让读者走出被选择的思维定势，敢于质疑意识形态的优势或力量，同时警醒自身不可回避的局限性。这类艺术作品挑起争端，因为存在但不可轻易感知的意识形态被不同的读者解放后产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也证明了统一的苦难，因此这类作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达成共识，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怀疑入口。

由此也可发现艺术欣赏这样的审美活动除了在受到意识形态的固化影响而显现反抗意识外，还表现出与意识形态同样的结构。朗西埃认为，“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政治)，实际上与对美丑的分辨(艺术)别无二致，都属于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价值层级系统，都有赖于同样特殊的识别机制。”《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对《妙想天开》的理解：“对于一个现代、世俗的无宗教信仰者而言，官僚机构、国家官僚机构是唯一残存的与神圣维度的联系，我们看到官僚机构和快感之间的，官僚机构所怀有的那不可穿越的全知全能，就是神圣的快感，这正是机构的无目的性的表演，它生成一种紧张的快感，准备不断复制自己直到永远。”我认为“官僚机构所怀有的那不可穿越的全知全能”正是回答了官僚机构下的群众不可见与不可知。因为群众的可知与可见是被调配分置的，官僚机构决定了哪些人的利益优先、哪些信息的获知作为主流。在决定哪些意识形态“可见”的同时，也就确定了那些“不可见”的内容。而艺术作品建构出的所谓“现实”，提供了不同于当下世界的多重现实。由读者自由选择要相信哪些、在何种程度上相信、又该质疑哪些内容，以及为何质疑，从而放大感觉的敏锐，重新调整自我的可见与可知的比例。这在荒诞哲学，存在主义如《局外人》等文学作品中得到鲜明体现。

关于电影中的达托：在权威的终极原则一端存在着形式意义上的客体。因为本质不可被固定，被固定意味着被发现，被发现意味着剥夺了作为欲望，信息，意识形态之外，相对于被社会标准化的主体的客体地位。它颠覆了意识形态控制者的主权，但它是作为一种沉默言语显现其能量。这类沉默的言语如同“达托”的存在一样，出其不意的出现与消失。但这并非是不说的沉默，不能说的沉默，而是一种没被听见的沉默。在信息的岔路被封锁的沉默。如同文学上的“症候阅读”。不确定性是它的核心，当管理局把意识形态形象化，具体化为对信息即意识形态的把控，意识形态在权力操控下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表达、固定、凝聚和集中。但这种整体性就暴露了其中本质上的不完整性，为客体的反讽力量为人们感知留下可能。意识形态是社会矛盾的结构性反映。主导的意识形态意图实现普遍化，必当规训异质的意识形态。但只要存在社会矛盾，就不会失去异质性的意识形态，尽管这样的异质性意识形态以沉默证明他的存在，以沉默暗示他让主导意识形态感受到的危险。这让我想起比厄斯列的“真理对垄断从来不持和善的态度。”

这种批评方法也在文学中有所表现。法国当代的“游戏小说”呈现出一种语言与内容的断裂表现出的“巴洛克反讽”。比如《马丁-费赛尔·布朗特的激情》，不断的阅读停顿感使直接再现成为困难，因此思考有了时间。作家试图在句子的微观层面应和在小说结构宏观层面的断裂。或者故意混合叙事者和人物的话语，造成话语上的复调现象，并大量使用人物口语化的风格，通过复调侵蚀叙事者的话语。或者直接粉碎叙事话语，使之断裂到不可读的边缘。断裂的语言之所以是反讽的，是因为它因袭了现代性视域下出现的反讽的反体系精神，反对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标准，质疑语言链条似是而非的逻辑，通过迂回的方式，不停言说又不停被打断，从各个方面无限接近现实，拼接现实。

最后“达托”的消失极为玄幻，在报纸的裹挟并且无法挣脱中失去自我。就像他卸下所有作为客体的标志后呈现为被社会标准化的主体，但此时的他真正被信息阻隔，吞噬。而这样的信息是在他爆炸摧毁了资料管理局后的结果。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不可停留对于确定性的阻断，不以单一模式来理解世界，挑战体制的边界和可见性、可知性、可想性的重新配置，但完全打破这一结构同样将陷入对所有价值的拉平或取消。陷入一种如同文学中的“批评相对主义”的泥沼。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看作人类世界的存在形态，甚至人类世界本身。他认为“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一般被传统归结为自由和意识。总之。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意识形态更多是一种表象体系，它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发生作用，塑造着人类行为。这在电影的标语中有迹可循。“Information to prosperity”“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Assist consulting management is assist yourself”。人们忙着用信息的输出证明信息的必然有效，以他人的接受来检验自我信息的合理性。因为他们默认接受方会选择相信更有价值的一方来塑造自己的行为，得到体验世界的视野。而输出方在接受方的默认中反证了自我输出的合理性，从而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同语反复”，形成了忙碌的意识形态传递乱象。

这让我想到《包法利夫人》和《布瓦尔与佩库歇》两部作品，作品中的人物都接受了来自书本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从而试图以此来改变生活或经营生活，一个在浪漫小说中寻找理想生活，一个把生活交付给书的内容。但悲剧性的结局也回答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相互回应的不可行。可见，这样的反转结局也表现了作者对读者阅读体验中发现的意识漏洞进行巧妙的暴露，并进一步创造更广大的意义，避开“同语反复”的陷阱。

貌似实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终极理想状态的设计，却让人不禁产生恐惧感，如果说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未来设计，取消了所有“我”的主体行为，“我”成为设计的操纵对象，只负责作为程序的检验者，不再为选择烦恼时，那这个“我”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当技术真的无比智能之后，当人类与技术的边界不再能够被轻易区分、当两者的互动变得不着痕迹时，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当一个人成为按常规习惯办事的人，或者在外力控制下或者，使自身成为一台机器，一个抽象物，他就过着一种“非真实”的生活。因此主人公在创造和偏离中实施了他的自由。就像他机器罢工带来的匆忙慌乱的早晨意味着技术专权的下台。于是他的故事开始了。

“技术”似乎也可以替换为“意识形态”。

其实也可以联系利奥塔的“非人”观念，但总的来说和第一点是类似的。

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有个疑惑，观者和信息为什么有两层的隔阂？1985年的电脑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电影中的电脑是镜中镜？不知道是否准确，纯属一个脑洞。也许物理学上可以理解屏幕是太小了，需要一个放大镜。但是在这样一部反乌托邦的荒诞色彩电影里，总让人忍不住去猜测符号是否以形式的独特强调形式的非本质性，暗示意识形态的存在。联系第一点和齐泽克在电影中的看法，信息从资源库中被提取，是电脑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对其的选择。这或许可以是第一重框架。但这样的选择权似乎并非便来自使用者，因为这一选择呈现出的信息来自的是体制意识形态的筛选。即使用者选择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意识形态对使用者的选择，对使用者的选择决定了对信息公开程度的选择。就像电影中劳伊在寻找莱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的权力阻碍。这形成了第二重框架，两重框架组合成结构性的意识形态交流过程。但似乎这一过程也是在解构意识形态的神秘操控，因为就像齐泽克认为的，意识形态就像一个过滤器、一个框，因而你透过这个框去看相同的、平常的社会现实，所有的东西都变样了，究竟为何？并不是这个框真的增加了些什么，而是因为这个框开启了怀疑的深渊。各种意识互为折射，形成了极端的自反现象。在自反现象里，怀疑剥离了意识形态不肯轻易放手的遮蔽。

– End –